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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本期走近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比亚迪首席科学家廉玉波，他怀揣家国初心，四十年深耕造车领域，以实干破解技术困局，用创新引领产业升级，从扬州仪征的青涩起步到全球新能源舞台的绽放，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真谛。

　　在比亚迪全球总部的一间会议室里，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被轻轻送到廉玉波面前。照片上，一个满眼激情和热忱的年轻人，正站在生产线旁，为前来视察的领导讲解着什么。他的身后，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仪征汽车厂——那时，它生产的“黎明”牌吉普车跑遍全国。

　　那是哪一年？他记不清了。但他记得，彼时上海大众刚刚奠基几年，桑塔纳的国产化率还在艰难爬坡——一个螺丝、一个垫片都要进口，国产化率不足4%。中国汽车工业，在蹒跚中学步。

　　而如今，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量突破1600万辆，新能源车领跑全球——四十年时光，中国完成了向“汽车强国”的初步跨越。

　　从走出仪征的少年，到成为比亚迪首席科学家、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，荣膺中国工程院院士；从对汽车“国产化”的渴望，到定义全球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……回望来路，那些藏在岁月里看似普通的日常，却是照亮每一个“转折”的光，指引他从黎明出发，与时代同行。

　　1964年，廉玉波出生在扬州仪征新城镇的一个普通农家。儿时的夏夜，银河横跨头顶，他总爱躺在门外的竹椅上仰着头想：“天空外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？”

　　这份好奇，推着他尝试用双手让身边的一切更美好：给母亲改造农具，让锄头更好用；帮生产队修东西，队长都来找他；甚至用四连杆原理发明了“可折叠蚊帐架”——白天推上去，晚上拉下来。

　　也正是这份好奇，他1982年考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，走进飞机制造工程专业。那是他离“天空外面”最近的一次。

　　在南航，他为了能摸到飞机，把课余时间都用来申请参加学校的勤工俭学——清理飞机。

　　“那时候擦飞机，一边擦一边想，什么时候中国能有自己的大飞机？什么时候我能亲手造一架？”多年后，廉玉波回忆起那段时光眼里还有光。

　　当记者问起，支撑他走到今天的动力是什么，他想了想说：“可能还是小时候那种好奇心，想看看天空外面是什么，想看看这条路能走多远。”

　　如今很多媒体，都对廉玉波从飞机到汽车的跨界津津乐道。但1987年的他还不知道，命运的齿轮从一把锉刀开始，正悄然转动。

　　那年夏天，从南航毕业的他被分配到扬州柴油机厂。一周后，作为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人才被家乡领导相中，调入仪征汽车制造厂。报到的第一天，他站在工厂门口，打量着家乡这个“新兴”的汽车厂，车间里传来叮叮当当的声响，空气里飘着机油和金属的味道。

　　从一把锉刀开始，焊接、装配、钳工……每个岗位都要干上一两个月。八月的车间像蒸笼，工作服湿了干、干了湿。他是厂里第一个重点大学分配来的大学生，厂里对他寄予的厚望，让他知道自己更要从零起步。

　　“那时候，你要真正了解汽车是怎么造出来的，就得亲手去摸、去试、去体会。工人师傅们干了几十年，手上的功夫，书本上学不来。”

　　那些在车间里流汗的日子，让他记住了汽车的分量——不仅是钢铁的分量，更是制造的分量。

　　1986年，黎明汽车试制出YQC621型专用车，同年被公安部选定为公安系统专用车。一夜之间，这个苏中小城的汽车厂，成了全国瞩目的焦点。鼎盛时期，全国马路上每十辆专用车就有一辆是黎明汽车。

　　那张泛黄的老照片，就拍摄于这个时期。彼时省领导到仪征汽车厂视察，年轻的廉玉波作为技术骨干，在现场讲解。

　　改革开放十年后，中国汽车工业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。市场开始释放需求，但技术底子太薄。机械工业部汽车司决定组织“国家队”，在天津组建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联合设计团队，从技术源头提升行业水平。仪征汽车厂作为全国专用车行业的龙头，派出了三名骨干，廉玉波是其中之一。

　　初到天津，那是他第一次真正接触汽车的正规开发流程，也是第一次意识到，中国汽车工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有多大。

　　“我当时分在总体组，做总布置。对我来说，太难了。”非科班出身的他，面对清华、吉大的高材生，“有些方面一窍不通”。人家聊的术语，他听不懂；人家画的图，他看不明白。晚上回到宿舍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：明天怎么办？

　　怎么办？白天干活，晚上看书，第二天再把书中的知识融于手头的工作。“那时候心里就是有一股劲，要补全理论知识，再去实践，实验反馈的问题又去改进，再去提高理论知识，一轮又一轮，对我能力的提升十分大。”

　　这股劲也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和看好，经介绍，廉玉波得到了去清华大学余志生教授身边学习的机会。余志生是中国汽车理论教材编写的第一人，在业内有着很高的声望。于是，每个周末，廉玉波从天津赶到北京，向余教授请教。余志生对这个好学的年轻人倾囊相授，最后笑称：“你是我的关门徒弟。”

　　“那时候坐的是绿皮车，慢得很。但心里不觉得苦，因为每次去都能学到新东西。”回忆起那段“除了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，几乎没休息过”的时光，廉玉波眼中全是满足，正是这一时期的“恶补”，让他完成了从“土法上马”到国际视野的跨越。

　　那些年，正是桑塔纳国产化攻坚战最吃劲的阶段，曾经陷入“如果3年之内国产化率达不到40%，上海大众就关门了结”的困境。1990年，桑塔纳国产化率达到60%；1998年，达到92.9%。一个螺丝、一个垫片从进口到自产的背后，是无数中国工程师的日夜攻关。

　　廉玉波就在其中。每个周末，绿皮车载着他来回奔波，车厢里啃下的每一本专业书，都化作中国汽车工业的技术储备。车轮滚滚向前，他和时代一起，驶向远方。

　　这是廉玉波与王传福的第一次深谈。那时王传福刚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下海不久，创办比亚迪，从电池跨界到汽车。

　　“第一夜，半信半疑；第二夜，开始相信；第三夜，下定决心。”廉玉波向记者回忆那段往事，眼神里仍有光亮。

　　王传福讲了什么？不是薪酬，不是职务，而是一张蓝图：中国的能源安全要靠电动车，中国人要用自己的技术创造世界级的品牌。他还讲了太阳能发电、电池储能、电动汽车——这就是后来比亚迪的“三大绿色梦想”。

　　彼时的廉玉波，已经在上海组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汽车设计公司，团队一度达800人，名校硕博士云集，长城、江淮、力帆、海马……全国许多自主品牌的第一代车型，都有他们的设计贡献。

　　订单越做越多，内心却越来越空，几个问题总在他的脑中反复打转：这个车最后造得怎么样？市场认不认可？品牌能不能立起来？——但图纸卖出去就等于工作的句号，让面对“三大绿色梦想”的廉玉波内心泛起波澜。

　　也就在这一刻，他清楚了自己内心真正想造的，其实不只是车，而是“中国汽车品牌”。

　　兑现完老顾客的承诺，他放弃了设计公司的股份，除了带走办公室的几本书，其他什么都清零。2004年初，廉玉波正式加入比亚迪。

　　那时，中国加入WTO不久，自主品牌的生存空间被合资品牌严重挤压。但廉玉波选择相信一个“门外汉”的造车梦——

　　他深吸一口气，拉开车门，坐进驾驶座。调整座椅，系好安全带，握紧方向盘。点火，引擎启动，车身微微颤动。他挂上挡，轻轻踩下油门，车子缓缓驶出生产线。

　　时间回到一年多前，比亚迪第一款车316不被经销商认可，王传福当场叫停。股票下跌，外界质疑，压力大得像一座山。

　　面对“生死存亡”的压力，廉玉波把300人团队搬进一个厂房，拆车、测量、设计、工艺全部集中，“除了睡觉吃饭，都在一起”。早晨上班，中午吃饭就在食堂，有时把饭直接打到车间里；晚上也不走，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里。“那时候真的拼命。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——这款车不成，比亚迪汽车可能就没了。”他回忆，有时候凌晨两三点，车间里还亮着灯，“没人催，都是自己不走。”

　　“激动。”他想了想，又补充道，“但更多的是——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那一年多，神经一直绷着，不敢松。开下来那一刻，眼泪都快出来了。”

　　后来，F3月销最高3万台，成为“国民家轿”。而廉玉波和团队的目光，已经投向了更远的远方。

　　它被从中间剖开，一半是完整的外观，另一半着内部的骨架。电池、电机、电控、车身结构，所有的秘密都摊开在参观者面前。

　　他伸出手，指着电池包的位置，像一个父亲介绍自己孩子的成长经历。“你看这里。”他手指沿着电池的布局缓缓移动，“这是刀片电池，这是车身一体化结构。我们把电池和车身融合在一起，既安全又轻量化……”他的语速不快，但每一个词都像是从心里长出来的。讲到关键处，他会停下来，确认记者听懂了，再继续往下说。

　　“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。”他忽然郑重起来，“是比亚迪巨大的技术池里12万工程师共同创造的。”

　　记者想起了在比亚迪展厅看到的两面墙：一面巨大的专利墙，密密麻麻的专利证书铺满整面墙壁；旁边是工匠墙，一张张朴实的面孔，记录着比亚迪工程师们的名字。

　　当廉玉波说到“所有工程师共同创造”时，记者忽然明白了：那墙上的一张张脸，就是他口克时艰的“我们”。

　　那是外界眼中比亚迪的“停滞期”——从2010年到2019年，恰恰是他们最忙碌的十年。

　　那十年，中国新能源汽车进入政策铺垫期。2007年，《新能源汽车生产准入管理规则》出台；2009年，“十城千辆”工程启动；2012年，《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》发布……政策在铺垫，技术在积累，新能源汽车行业成为人人争夺的“新蓝海”。

　　而在这片蓝海中，比亚迪选择“反潮流”，在整个行业围绕三元锂电池研究的浪潮下，坚持磷酸铁锂路线，因为“安全是最大的豪华”。为了弥补能量密度短板，电池团队和整车团队联合攻关，一次次失败，一次次重来。

　　“刀片电池的研发，走了很多弯路。”廉玉波说，当时各种方案都试过，方块、软包、短刀、长刀……烧掉的电池不知道有多少，“但每一次失败，都让我们离正确答案更近一步。”

　　最终，他们拿出了刀片电池和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。“十年磨一剑”，比亚迪汽车因此名声大噪，迎来新一轮大爆发。

　　接受采访时，廉玉波还穿着比亚迪的工服。袖口的口袋里，别着两支笔——一支黑笔，一支红笔。

　　“白天在实验室、生产线跑，看到问题、有了思考就用黑笔记下来。”他指了指那支黑笔，又转向红笔，“晚上坐下来整理，必须用红笔标注重点。几十年习惯了，不标一下，总觉得没过手。”

　　这个习惯，他从年轻时坐绿皮车进京求学的日子就开始了。笔换了一支又一支，习惯却留了下来。

　　“跟着廉院士工作，我们皮鞋、高跟鞋都不穿，运动鞋最好。”工作人员笑着说，“他走路快，不穿运动鞋跟不上。”

　　常年飞全球的廉玉波，最常坐的航班往往是“红眼航班”。飞机上倒时差，下飞机就直奔工作现场。

　　但走得快的人，也有“慢”的时候——为了攻克一个技术难题，他可以十年如一日；为了兑现一个承诺，他可以推迟半年入职；为了验证一个方案，他可以试废无数块电池。

　　2026年3月5日，深圳大运中心体育馆，“闪充中国 改变世界”发布会举行。

　　“从10%到97%，充电只用9分钟。”“零下30摄氏度，从20%到97%，只比常温多3分钟。”

　　这一天，比亚迪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，宣布攻克了“充电慢”和“低温充电难”的难题。王传福宣布：电动化的上半场，至此完美收官。

　　“那天坐在台下，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。在仪征车间的日子，在天津熬夜看书的日子，在上海画图的日子……还有F3下线那天，我亲手开下第一辆车。那些人，那些事，都历历在目。”

　　2025年11月，廉玉波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。受扬州市委、市政府主要领导委托，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部长朱兴波率队来到深圳，专程看望慰问廉玉波。座谈会上，朱兴波带来一份特殊的礼物——“绿扬金凤”城市礼遇卡。更重要的，是一份邀请。

　　这不是客套话。“走到哪里，人家问我是哪里人，我说扬州人。”廉玉波对家乡的记者说，“而且，我是大学毕业后回到扬州工作，我的事业是从扬州开始的。”

　　“很多传统产业要突破，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为。”他给家乡提了三条建议：视野要打开，人才要引进来，观念要变。

　　事实上，扬州正在加速奔跑。当前，扬州正在加快建设产业科创名城，着力构建以“613”产业集群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。而在这张产业版图上，汽车及零部件是六大主导产业集群之一，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是13条新兴产业链中的一条。如今的扬州，集聚规模以上企业近400家，推动汽车及零部件产业规模超千亿元。泽景电子、比亚迪半导体、亚新科智能汽车零部件等一批新兴产业项目纷纷落地，汽车轻量化（江苏）研究院、中汽研扬州汽车工程研究院等一批科创平台纷纷落户，扬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选“江苏省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先行先试区”，扬州汽车产业正沿着“新质”路径迈入转型升级的快车道。

　　采访结束时，工作人员轻声提醒：廉院士的下一个会议马上要开始了。廉玉波站起身，与我们握手告别，乘车驶入深圳三月的阳光里。

　　车辆缓缓驶过比亚迪总部的广场。广场上，一辆仰望U9正在为来访者展示“惊天一跳”——那惊艳的原地起跳，仿佛在向世界宣告中国汽车的力量。

　　那张泛黄的老照片，被廉玉波收回办公室里摆放。照片里年轻的自己，站在仪征的生产线旁，眼神笃定。他不知道未来会走向哪里，但他知道，脚下的路通向远方。

　　2025年，他进入中国工程院的“院士榜”。这一年，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600万辆。

　　“技术是最大的浪漫。”这是廉玉波常说的话。从扬州夏夜仰望星空的少年，到定义全球新能源汽车技术的院士，他用半生诠释了什么叫“科学家精神”：是好奇，是钻研，是认定方向后的九头牛也拉不回的倔强，是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要的自觉。